無家可歸者是美國貧困問題的縮影

　　 【鳴鏑】

　　 2023年底，美國住房和城市發展部發布報告表示，當年1月全美無家可歸者人數超過65萬，是該部自2007年發布年度報告以來無家可歸者最多的一次。紐約、洛杉磯、圣迭戈、舊金山等一些大城市的無家可歸者明顯增多，其中洛杉磯縣超過7萬，15年間增長了240%，紐約市的無家可歸者數量達到了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的最高水平。一個國家有無家可歸者并不奇怪，但美國作為頭號發達國家卻有如此之多的人流落街頭，其社會問題之嚴重可見一斑。

　　 美國的這些弱勢群體有長期流落街頭的殘疾人、精神疾病患者，也有因收入過低、失業、患病、吸毒、離異而陷入貧困、居無定所的人，還有因大城市房租上漲、疫情期間政府的“驅逐租客禁令”到期而失去固定住所的“新窮人”。無家可歸者一部分被社會收容機構安置，一部分流落在城市的人行道、公園、地下通道、廢棄建筑、車站等地，成為繁華城市的傷疤。

　　 美國無家可歸者處境悲慘，不僅經常忍饑挨餓、受苦挨凍，遭受病痛折磨，沒有尊嚴可言，而且還飽受毒品、犯罪等問題的折磨?！堵迳即墪r報》在題為《洛杉磯無家可歸者問題是國家恥辱》的社論中表示：“不法分子視他們為獵物，海洛因、冰毒等毒品隨手可得，性侵、肢體暴力屢見不鮮，結核病、肝炎、艾滋病等傳染病時時威脅著他們?！?/p>

　　無家可歸者凸顯美國社會問題

　　 無家可歸者問題是美國貧困問題和其他社會問題的縮影。美式資本主義強調“自由競爭”，但造成的貧富分化問題卻非常嚴重。新冠疫情重創美國經濟，一度導致企業大批倒閉，店鋪、餐飲關門，從事服務業的低收入勞動者大規模失業。美國政府向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并實行大規模赤字財政，對企業和居民進行補貼。雖然目前經濟有所恢復，但持有大量資產的富人變得更加富有，底層民眾的狀況反而惡化。通貨膨脹和整體生活成本的上升給低收入家庭帶來了新挑戰，加上針對疫情沖擊的救濟措施終止，一些家庭重新淪為困難家庭。經濟復蘇帶動大城市房價和房租快速上漲，許多地區驅逐房客現象增加，有孩家庭和少數族裔尤其受到沖擊。美國人口普查局2022年的數據顯示，12.4%的美國人生活在貧困之中，人數高達4120萬。

　　 美國長期以來是全世界毒品問題最嚴重的國家。貧困、患病及對生活無望是導致毒品和濫用藥物問題嚴重的重要因素，而毒品問題又使貧困問題更加復雜。在美國，一些受管制的精神藥物，如大麻、可卡因類藥物，以及某些處方興奮劑、海洛因等各類毒品泛濫。2021年，美國國家藥物濫用統計中心公布的調查數據顯示，在12歲及以上的約2.8億美國人中有3190萬吸毒者，其中11.7%的人使用非法藥物。2023年美國吸毒人數約占全球的12%，是其人口全球占比的3倍。在一些藥企、政客和團體的游說下，一些州推行大麻合法化，年輕人甚至兒童更容易接觸到毒品。部分藥企為獲得市場利潤，兜售“阿片類藥物無害論”，某些醫師擅自開出藥用處方，導致一些患者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毒品上癮。一旦染上毒癮，就容易造成家庭紛爭、暴力傾向、妻離子散、兒童心理傷害等問題。那些違禁服用藥物的人一旦被發現，還會失去福利援助、就業機會、公共住房等，墜入深淵而難以自拔。

　　 非洲裔、拉美裔等少數族裔群體是美國系統性種族主義受害者，貧困率更高，在無家可歸者中占比也更高。美國住房和城市發展部的報告顯示，非洲裔在美國總人口中占比約13%，在無家可歸者中占比達37%；拉丁裔在美國總人口中占比約19%，占無家可歸者的33%。2023年全美終止無家可歸聯盟發布的報告顯示，2022年每萬人中無家可歸者的比例，非洲裔超過48人，印第安人接近45人，拉丁裔超過22人，而白人不到12人。加州一些地方的拉丁裔無家可歸者更為集中，洛杉磯縣從2015年的約1.1萬人猛增到2022年的近2.9萬人，舊金山市則在2019至2022年間增長了55%。

　　“形象工程”解決不了系統性問題

　　 無家可歸者問題凸顯后，拜登政府出臺并實施了《預防和終結無家可歸者的聯邦戰略計劃》，向問題嚴重的洛杉磯、西雅圖、芝加哥等城市提供聯邦基金，支持這些城市提供租金補貼、擴大廉價住房供應、擴大社會福利計劃覆蓋面，并承諾到2025年將無家可歸者數量減少25%。洛杉磯縣一度宣布進入緊急狀態予以應對，將數千名無家可歸者安置到永久性住房或酒店、汽車旅館等臨時性住房中，還將部分人送回老家或打發到別的地方。舊金山則以籌備舉辦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為契機，對無家可歸者進行了一次“大清理”。不少流浪者的營地消失了，市容市貌得到一定改善，但是無家可歸者問題并未得到徹底解決。除了找到棲身之所外，這些人必須再次融入社會，那就需要接受就業培訓、醫療服務，有的人還需要接受心理治療、戒除毒癮、恢復健康，政府在這方面做的顯然遠遠不夠。

　　 無家可歸者的問題是系統性的，美國更廣泛的貧困問題同樣如此。從金融機構的歧視性政策到公共住房的短缺，從系統性的種族主義、毒品泛濫和藥物成癮到貧富差距持續擴大，每個問題都需要政府發揮積極作用。但美國聯邦政府政策的不穩定、各州政策的差異，使問題的解決變得更加復雜。在媒體和社會輿論的壓力面前，民主黨政府著手解決無家可歸者問題，進行“形象工程”建設，但對其他貧困問題投入不多。同時，如果主張對大企業和富人減稅、反對擴大社會福利開支的共和黨上臺，不少弱勢群體很可能再次被拋入無人關注的角落。

　　 美國的貧困問題由來已久。早在1962年，美國學者邁克爾·哈靈頓在《另一個美國》一書中就揭示，在“富裕的美國”光環背后，還存在著一個“貧困的美國”，呼吁人們多去關注那些被忽視的窮人。自1964年美國總統約翰遜提出“偉大社會”施政方針，宣稱“向貧困宣戰”以來，美國政府逐漸建立起社會福利體系，但貧困問題始終沒有得到根本性解決。貧困不僅是經濟層面問題，而且涉及深刻的社會層面問題。作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積累了世界上最多的財富，很多億萬富翁都富可敵國，但在社會底層卻存在數量龐大的貧困群體。經濟和社會權利是最基本的人權，美國如果無法讓本國公民維持一個可以接受的生活標準，如果連自己國家的人權都處理不好，就沒有資格對別國人權指手畫腳。

　　 （作者：巴曉津，系福建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福建師范大學社會歷史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