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雯/漫畫

　　2024年1月31日，陜西商洛，寒風凜冽。

　　“我要快點把結果‘告訴’父親?！蹦玫脚袥Q結果后，壓在王磊（化名）心中的石頭終于落地。父親去世時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姐姐王姍（化名）的案子。

　　從2014年1月案發，到2024年1月迎來最終判決結果，整整十年。承載著王磊一家公平正義訴求的這份再審判決，其間經歷哪些曲折？僅有被告人口供和間接證據，能否認定被告人作案？在特定場所，特定關系人之間發生的故意殺人案，如何構建完整的證據體系？

　　在王磊一家焦急等待的同時，如何準確認定案件事實，確保訴得出、抗得準，也是辦案檢察官一直努力的方向。

　　廝打中引發命案

　　“我女兒在出租房內被人殺死啦！”2014年1月5日，臨近中午，商洛市公安局商州分局接到報案電話。出警后，偵查人員初步判斷屬他殺案件。

　　王姍生前同居男友陳某紅案發后行蹤不明，有重大作案嫌疑。陳某紅與王姍相識于2009年，隨后發展成男女朋友，并開始同居。起初二人相處融洽，后因生活瑣事經常發生爭吵。在陳某紅因犯盜竊罪入獄刑滿釋放后，王姍從表姐處借來1萬元，讓其學習挖掘機駕駛技術，但被其揮霍一空，兩人矛盾越來越深。王姍曾提出分手，陳某紅不同意，還多次到王姍的工作場所鬧事，導致王姍辭職。

　　2014年2月25日，陳某紅被抓獲。到案后，陳某紅供認了失手致死王姍的犯罪事實，并主動供述了在同年2月22日其伙同他人盜竊一輛摩托車的犯罪事實。

　　據陳某紅交代，2013年12月30日晚，他去麻將館為王姍送錢，其間二人發生了口角?；丶彝局?，在陳某紅下車買煙時，王姍獨自乘車離開未回家。陳某紅回家后，將王姍的多件衣服用刀割破泄憤。

　　2013年12月31日深夜，王姍返回出租屋休息。第二日中午起床換衣服時發現衣服被割破，隨后與陳某紅發生激烈爭吵。陳某紅用手掐住王姍頸部將其按倒在床上，直到王姍不再反抗。陳某紅在客廳休息時，王姍從臥室向外跑去，兩人再次扭打到一起，陳某紅拿起客廳沙發上的枕頭捂住王姍面部，發現王姍不動后將其抱至臥室床上并蓋上被子，匆忙中拿上王姍的手機出門。第二天，陳某紅返回住處發現王姍已經死亡，在清理完出租屋后逃到西安。經法醫鑒定，被害人系機械性窒息死亡。

　　公安機關偵查終結后，以陳某紅涉嫌故意殺人罪、盜竊罪移送商州區檢察院審查起訴。因涉及命案，商州區檢察院于2014年6月18日報送商洛市檢察院審查起訴。

　　“因為是在特定空間發生的命案，又沒有指向明確的實物證據，在起訴前，我們對在案證據進行了親歷性審查?！比缃褚彦噙x至陜西省檢察院擔任檢察官的穆蘭，在商洛市檢察院時承辦了該案。她告訴記者，對于公安機關已經取得證據的真實性，比如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現場勘驗情況等，檢察機關進行了一一審查，對于公安機關提出沒有辦法取得的證據，如陳某紅砸碎后丟棄到河里的手機，檢察機關也實地進行了核實。

　　穆蘭告訴記者，陳某紅供述，作案后的當天下午，他曾用王姍的手機給姐姐、姐夫和朋友打電話。該情節與調取的王姍電話通話清單和證人證言一致。王姍的表姐和閨蜜稱，王姍父母聯系不上女兒后，曾給她們打電話讓幫忙聯系。她們撥打王姍手機都被掛斷，隨后收到回復短信，稱不方便接聽。這與陳某紅供述他不敢接聽電話，以王姍名義回復虛假短信相符。

　　2014年9月18日，商洛市檢察院以涉嫌故意殺人罪、盜竊罪向商洛市中級法院提起公訴，王姍的親屬向陳某紅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賠償請求。同年12月25日，商洛市中級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認定陳某紅犯盜竊罪的事實，判處其有期徒刑二年，并處罰金5000元，對陳某紅犯故意殺人罪的指控，以證據不足為由不予支持，并駁回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的訴訟請求。對于這個結果，王姍親屬提出上訴。商洛市檢察院依法提出抗訴，陜西省檢察院支持抗訴。

　　被告人供述的細節“非親歷不可知”

　　在商洛市的一個村莊，第二檢察廳辦案檢察官見到了陳某紅。雖然距離案發已經過去多年，但陳某紅依然承認自己失手致死王姍的犯罪事實，且其供述的基本內容與之前歷次供述一致，并對部分案件疑點進行了合理解釋。

　　比如，出租屋鑰匙去向問題。出租屋房東和王姍父母、陳某紅證實，租房時總共給了租戶三把鑰匙，分別放在王姍父母、王姍表姐、陳某紅處。陳某紅稱在最后一次回家后，將鑰匙放在家里未帶走。房東證實，案發后，房屋鑰匙已經全部歸還?，F場勘驗筆錄、照片均顯示，門鎖完好，未見異常。所以，不存在第三人撿拾到鑰匙入室殺死王姍的可能。

　　“案發后我心里緊張，輸入電話號碼打出去的電話，沒注意到用的是王姍的手機。我曾逃到西安，但感覺人生地不熟，索性回到老家順其自然?！睂τ凇白约河惺謾C卻使用王姍手機給他人打電話不合常理”的疑點，第二檢察廳辦案檢察官也進行了核實。

　　第二檢察廳辦案檢察官對報案當天王姍父母證言進行了核實。王姍父親稱，報案當天心緒很亂，無法說清楚女兒最后一次打電話的時間，當時也向辦案民警反映具體是哪天想不起來了，心情平靜后，確定女兒最后一次打電話的時間和最后一次回家吃飯是同一天，即2013年12月31日。

　　法醫推斷的死亡時間和陳某紅供述的死亡時間存在差異，這又是怎么回事？在審查該案期間，第二檢察廳曾委托最高檢檢察技術信息研究中心進行技術性證據審查，該中心法醫的審查意見認為，外在環境因素，尤其是溫度、濕度、空氣流通情況等對人死后的變化影響很大，其中溫度是最主要的外界影響因素，低溫可以延緩尸體腐敗的發生和發展。第二檢察廳辦案檢察官詢問該案尸檢的兩名司法鑒定人員時，二人也表達了相同的觀點。

　　據悉，在當年案發現場，室內供暖設備僅有一臺電暖器，且處于關閉狀態。2014年1月1日是農歷臘月初一，天氣寒冷，1月5日現場勘查時氣溫是10度，相對濕度20%。第二檢察廳辦案檢察官認為，尸體在這種環境下，陳某紅供述王姍死亡時間是1月1日中午，與法醫依據尸體腐敗程度分析推斷死亡距尸檢約3天左右并無矛盾。

　　“本案爭議的焦點問題是，現有證據能否認定是陳某紅致死王姍?！钡诙�檢察廳辦案檢察官告訴記者，雖然證明陳某紅作案的直接證據只有陳某紅的有罪供述，但其供述了大量隱蔽性細節，這些細節“非親歷不可感知”“非親自作案不可知情”，而供述內容與現場勘查、尸檢報告、證人證言等其他證據能夠相互印證，據此可以認定是陳某紅作案。

　　“比如，陳某紅供述，他掐了被害人的脖子，二人在客廳廝打時摔倒，這些都是偵查人員之前并不掌握的隱蔽情節。被害人脖子外部沒有傷痕，是通過后來的尸檢才發現有損傷，身上也有摔倒造成的擦傷。陳某紅供述將被害人抱到床上、蓋上被子，并將被害人的拖鞋放到了門口的鞋架上，這和現場勘驗記載的情況相一致。陳某紅稱最后一次離開現場時將房門關閉沒有反鎖，該情節和第一個進入現場的王姍母親描述一致?！钡诙�檢察廳辦案檢察官稱，案發現場柜子中有大量被割破的衣服，房間內有小刀，雖然臥室床上還有被割破的衣服，但這些衣服都被壓在被子底下，表面上是看不到的，這和陳某紅的供述相符。

　　此外，案發現場也沒有檢測到第三人的痕跡，被害人脖子上的金項鏈、屋內的財物均在，被害人也未被性侵，不存在另有他人作案的合理懷疑。

　　對于陳某紅是否受到刑訊逼供、指供誘供，第二檢察廳辦案檢察官在調查過程中也向首次訊問陳某紅的兩名偵查人員進行了核實。在一、二審庭審過程中，陳某紅均明確表示偵查人員無刑訊逼供、指供誘供等違法行為。

　　原審法院認為不排除其他人作案可能

　　讓大家都沒想到的是，這場被告人始終認罪的命案，會歷經多道司法程序，一直走到最高司法機關。

　　2016年1月26日，陜西省高級法院作出二審裁定，以原判認定的事實不清為由，撤銷原判，發回重審。2017年3月20日，商洛市中級法院作出與原一審相同的判決。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再次提出上訴，商洛市檢察院再次提出抗訴，陜西省檢察院再次支持抗訴。2019年11月11日，陜西省高級法院作出二審裁定，駁回上訴和抗訴，維持原判。

　　收到二審裁定后，陜西省檢察院辦案檢察官李嘉麗通過對案情的反復研究和對全案證據的認真研判，確信全案證據相互印證，形成了完整的證據鏈，可以排除合理懷疑，能夠認定陳某紅實施了故意殺人犯罪。經陜西省檢察院檢委會審議，2020年3月25日，陜西省檢察院向最高人民檢察院提請抗訴。

　　面對法檢兩家的分歧，受理案件后，負責該案的最高檢第二檢察廳辦案檢察官趕赴商洛和西安，與一、二審法院法官進行座談。

　　“法院認為，檢察機關指控陳某紅犯故意殺人罪的證據，主要是其供述，沒有指向性明確的實物證據。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钡诙�檢察廳辦案檢察官告訴記者，在審判人員看來，案件還存在一些疑點，現有證據不能得出唯一性結論，不排除系他人作案或陳某紅替他人頂罪的可能。

　　記者注意到，在法院看來，不能得出唯一性結論的疑點，主要包括四個方面：一是被害人死亡時間存疑。法醫推斷王姍死亡時間距尸檢約3天左右，尸檢時間為1月5日，這與陳某紅供述作案時間是1月1日中午不符。此外，王姍父母于1月5日報案時稱，女兒在1月1日或2日晚上（具體哪天想不起來了）給家里打電話，問出租屋鑰匙是否在家。二是陳某紅供述，作案當晚其住在酒店，第二天回出租屋將割破的衣物全部放進柜子，清掃出租屋后將垃圾帶走。然而，住宿登記記錄和垃圾等證據未能調取到案，現場勘查記錄的案發現場臥室床上有多件被割破的王姍衣物。三是陳某紅自己有手機，作案后卻使用王姍手機給他人打電話不合常理。王姍和陳某紅所持的出租屋鑰匙去向不明，不排除他人持鑰匙進入現場作案的可能。四是陳某紅在法院判決其故意殺人罪不能成立后，仍然穩定供述自己致死王姍，不符合一般人畏罪、避罪的常情。

　　針對上述疑點，第二檢察廳辦案檢察官開展了調查核實工作。

　　最高檢抗訴后再審法院改判無期

　　為確保精準抗訴，2021年1月28日，第二檢察廳就該案召開檢察官聯席會議，經討論認為應當抗訴。同年2月7日，第二檢察廳組織專家論證，參加論證的刑事法律專家學者、法醫等共6人，一致認為應當向最高法提出抗訴。

　　經最高檢檢委會審議，2021年11月5日，最高檢向最高法提出抗訴。最高法于2022年8月24日指令河南省高級法院再審。

　　2023年8月31日，河南省高級法院開庭審理該案，河南省檢察院派檢察官王延武、吳炅和檢察官助理段慧娟出庭履職，第二檢察廳辦案檢察官現場全程指導。庭審中，檢察官有序展示證據，詳細分析論證案件事實，構建完整的證據體系，尤其是針對陳某紅有罪供述的真實性，當庭訊問了陳某紅。庭審后，河南省檢察院檢察長依法列席省高級法院審委會，全面闡述抗訴理由。今年1月31日，河南省高級法院宣告再審判決，全部采納檢察機關抗訴意見，認定陳某紅構成故意殺人罪，改判其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發生在特定場所，特定關系人之間的故意殺人案件，往往缺乏指向性明確的監控視頻、實物證據和言詞證據。因此，該案的成功抗訴，也極具實踐意義。第二檢察廳指出——

　　在運用證據規則方面，對此類案件證據的審查判斷，需運用口供中“非親歷不可感知”“非親自作案不可知情”的特點，充分挖掘口供中的隱蔽性、特定性細節，在被告人供述與在案其他證據能夠一一印證，并排除非法取證可能性的情況下，就可以據此鎖定被告人為作案人。

　　在把握證明標準方面，刑事訴訟證明是一種回溯性司法證明活動，不可能完全復原犯罪活動的所有細節，當構成要件事實的證明已達到內心確信、非被告人作案不能作出合理解釋時，就可以認定被告人犯罪已經排除合理懷疑。